翻译的本质不是文字到文字的转换，而是一种交流。是翻译家与原著作者思维的交流、中西方文化的交流、意识形态的交流，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传达意识的活动。这就好比是一个中国人在讲外国故事，要让年轻的读者拥有愉快的阅读体验，久而久之会培养出看书的习惯，因为他在书里得到了快乐。
(资料图)
环球网：您第一次接触外国名著是什么时候？当时的印象还有吗？
李继宏：是在读初中的时候。我从小热爱看书，当时生活在粤东乡下，能接触到的图书很少，所以基本上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，但唯独外国文学译本看不进去。现在我父母家里还有一些当年我买的书，比如《雾都孤儿》《悲惨世界》。它们留给我唯一的印象是很难读。
环球网：在您求学的时候，接触编译的外国名著有那些？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，给您带来什么感触？
李继宏：其实大学毕业以前，我几乎没看过外国文学。我大学读的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。社会学是一门发源于欧洲的学科，许多教材是欧美学者写的，因此我看了不少社科类的译著。印象最深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·埃利亚斯的代表作《文明的进程》，由同济大学德语系的袁志英老师和他一个朋友翻译，因为翻译得很好。我后来和袁老师成为特别好的朋友，也是因为看了这本书。
环球网：您为何成为一名翻译家，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吗？
李继宏：我读大学期间翻译过一些零碎的社会学文章，毕业后到上海《东方早报》当记者，编译过一些新闻，这算是我的职业生涯的起点。但对我从事文学翻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，是2003年冬天我去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奖颁奖典礼。那次采访让我接触了当年文学奖得主约翰·库切，他的作品唤起了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。
第二年，因为机缘巧合，我翻译了英国小说《维纳斯的诞生》，得到一些好评，随即替同一家出版商翻译了《追风筝的人》。这本书出版后特别畅销，许多出版社因此找我译书，没多久我便辞了工作，全职在家从事文学翻译，到今年夏天就满十七年了。
我的“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系列”全部由果麦文化出品，包括《小王子》《老人与海》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《简·爱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喧哗与骚动》《在路上》等。
环球网：在过往的媒体报道里，用“最好读、读得懂、最权威”的诠释者来形容您的译本。在您看来，作为译者，如何才能把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呢？
李继宏：首先得理解作者的意图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则必须全面了解作者的时代、生平和作品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原文的含义与意蕴。其次得理解读者的期待视域，译文必须在符合标准语言规范的基础上，尽可能准确、完整地传递作者的意图。有时候光靠译文是不够的，所以要增添一些注释。
环球网：在您看来名著之所以能一直传诵，根本原因在哪儿？
李继宏：名著能一直传诵，是因为它的主题没有过时。由古至今，法律制度、风俗习惯、客观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变化，但人性始终是不变的。人们依然向往爱与被爱，依然追求真善美、厌恶假恶丑。在我看来，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，和主题有关，和创作环境无关。
环球网：在您看来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什么？
李继宏：一般认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文字到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。传统的直译和意译之争，便是基于这种认知。其实翻译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它和语言文字的本质是一致的。语言文字是意识活动的呈现，其唯一功能是实现意识活动的交流。作者写书，是为了通过文字将其意识活动（包括观念、意象、情绪、感觉等）传递给他人（也就是读者）。译者译书，首先通过解读原文还原作者的意识活动，然后创造译文将其传递给读者。在写作和翻译的过程中，文字只是“得意忘言”之“言”，“得鱼忘筌”之“筌”，“如人指月”之“指”，真正重要的是“意”、“鱼”和“月”。因而翻译不是从语言文字到语言文字的转换，而是从意识活动到意识活动的交流。文学翻译的本质也是如此，但它对译文有特殊的要求。翻译外国文学作品，译文必须有文采，不能和翻译说明书、菜谱一样。
环球网：通过您对文学翻译的理解，您平常的阅读习惯是什么，能否向大家分享一下。
李继宏：作为专业的文字工作者，我现在的阅读习惯可能不具备普遍的参考性，因为我的阅读是围绕工作展开的，比如我翻译《傲慢与偏见》期间，我主要看18、19世纪英国的法律文件、期刊和图书，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专著。最近在写一本关于美国历史的书，正好写到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，所以看的都是关于那段时期的史料和论著。
但如果把阅读当作一种消遣，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书都看看，不要固定只看一种题材或者一个类别的书。文学、历史、社科、经济、法律、地理、科技等都可以看看，因为世界本身是一个整体，只有具备跨学科的知识，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纷繁复杂。另外一个建议是多到书店或者图书馆去，电子阅读会限制我们的接触面。
关键词：
